纷纷扬扬的雪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随风飞舞，飞过一排排房屋、楼阁，落在屋檐、树冠、地面，亦或是落在玻璃窗上。
没多久，落在玻璃窗上的雪花因为玻璃另一侧的温暖而渐渐融化、变形，滑落窗台，又再次冻结，积累起来。
玻璃窗的另一面，温暖的房间里，李笠坐在壁炉边，就着取暖炉火烤串，新任中书令张铤作陪。
虽然李笠可以让人准备好各类肉食，但他烤的还是“鱼肉”系列，掺扎着鱿鱼干，算是自娱自乐。
张铤也拿着几串鱼肉丸烤着，两人一边烤串，一边聊天，一如当年在鄱阳时那样。
此刻，同样如当年，两人探讨着历史问题，如同两个故交，烤串聊天。
之所以讨论历史，是因为李笠想要吸取前人教训，从当今天下大势之中，找出蕴含着的“时代脉搏”。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近三百年的乱世，眼看着结束有望。
但是，天下统一后，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因为当年，晋国也统一了天下，却引发了更大的乱世。
李笠不想自己的国家，成为新的晋国，所以要琢磨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想要把握其中的“时代脉搏”，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聊着聊着，聊到一个人：王莽。
王莽是西汉末年的人物，以外戚身份篡位，建立“新”朝。
他的上位，是因为前汉晚期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所以人们希望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当世圣人挽救苍生，而王莽，正好合适。
王莽上台后，进行种种“改革”，譬如“土地国有”、“解放奴隶”。
在后人看来，王莽的许多治国理念和现代人很相似，所以王莽被后世的人戏称为“穿越者”。
被位面之子刘秀（汉光武帝）击败的穿越者。
然而事实上，王莽的施政，并非超越时代千年，而是复古。
所谓的“古”，是八百年国祚之姬周。
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认为只有遵循“古制”，用传说中圣贤时代的方法，才能将陷入死路的国家救出来。
然而，用上古礼法来治理千年后的国家，后果自然是不如意。
张铤讲解：“当时的国家，土地兼并严重，各地豪强占据着天下绝大多数良田、好地，而贫苦百姓无立锥之地。”
“百姓破产，沦为奴婢或强盗，天下各处，群盗蜂起，局势如同即将沸腾的水，一片末世征兆。”
“所以，许多有识之士急切寻求出路，寄希望于古礼、古制，而王莽，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既然土地被大规模兼并，王莽就行古制——井田制，实行“王田”政策，禁止土地买卖，把土地收为‘王有’（国有）。”
“既然大量百姓沦为奴婢，那好，禁止新增奴隶，禁止买卖奴隶。”
“此外，鉴于缺铜、币制混乱，以及国家财政亏空的问题，改革币制，行大钱，甚至宣布黄金一律充公....”
张铤说到这里，苦笑：“土地改革，得罪了天下豪强地主，这些人，一开始可是大力支持他受汉禅称帝的。”
“释放奴婢，意图是好的，可百姓无立锥之地，给人做牛做马尚可苟活，被释放后，无地可种，要么饿死，要么为寇。”
“币制改革，用大钱、劣钱搜刮了各阶层的财富，币制越改越乱，还不如不改，王莽复古改制，愿望和现实差得太多。”
“人们发现，这个当世大圣人的改革，还不如不改，他们过的日子，比起刘家天子当朝时，更差了。”
“人心思汉，于是，汉室宗亲刘秀因时而起，得了河北豪强的支持，很快便力挽狂澜，再续汉祚。”
李笠有空就看《汉书》和《后汉书》，对这段历史算是熟悉，而且，他感觉自己有点像王莽。
王莽的三板斧：土地改革、释放奴婢、币制改革，他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
王莽得罪了豪强地主，触动了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也得罪了很多人。
可是，他没那么傻，知道根据现实，进行合适的改革，而不是生搬硬套。
但最关键的一点，他的军队很能打，谁敢起兵反抗他，谁就要死。
所以，检寺、检籍、检地顺利推行，变相推动了土地改革（大量土地开始缴税），增加了朝廷掌握的户数（大量隐户、寺户转为编户）。
而且币制坚挺、不缺铜（有大铜矿保底）。
与此同时，发展工商业，行厢兵制度（官办工程队），吸纳无地百姓以及还俗的僧尼，让他们有个着落，能够养家糊口。
加上极其能打的军队看场子，目前国内局势一片和谐。
比起王莽新朝的天下烽烟四起，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这还不够，李笠认为政治体制也得改革，魏晋以来的制度，整体上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
而皇权以及适配大一统王朝的国家体制，也得重铸。
前一个大一统王朝，是晋国，然而司马氏的统一，不过是更大乱世的开端，其体制可不敢照搬。
至于两汉的体制，当然也不能照搬，毕竟时代不同了。
而当初后汉（东汉）的衰亡证明，这一套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潮流。
“当时的时代潮流是什么？地方庄园经济崛起，豪强蜕变为世家，新的政治势力开始成型。”
李笠开始阐述自己观点，用后世的眼光，看这个时代的剧变。
“是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让地方大族的经济实力，有了质的飞越，大族变豪强，豪强开始往类世官宦发展，秦汉的体制已经落伍了。”
“汉武帝拼命打压的地方豪强们，在汉元帝时期彻底失控，迅速膨胀，社会矛盾尖锐，引发严重的危机，才有了王莽复古改制的闹剧。”
“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于是，豪强地主们支持宗室刘秀再续汉祚，而豪强们，在后汉时期，迎来了大发展。”
“累世官宦的豪强，蜕变为士族、世家，四世三公的世家，想要挣脱旧体制的束缚，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天下大乱，三国鼎立。”
“魏文帝曹丕为收买人心，让士族们把持九品中正制，士族们有这个利器，得以占据大量资源，实力迅速膨胀起来。”
“九品中正制，是士族政治的根基，而九品中正制的根基，是庄园经济占主流的社会现状。”
“大大小小的庄园，为士族们提供大量资源，维持着家学，维持着门生故吏的关系网，他们依仗九品中正制，把持着政治资源，压制寒族和平民。”
李笠说到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当前时代的脉搏，经济上，还是以庄园经济为主。”
“观念上，依旧士、庶有别，人们对士族的敬仰以及羡慕依旧滔滔不绝，士族们的自矜，还是会大行其道。”
“寒士虽然痛恨士族把持政治资源，但他们想要的，还是成为士族的一员，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就是士族为上流。”
“人人都仰视着士族，这就是巨大的惯性，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
“所以，朕百年之后，肯定有官员前仆后继的上书请愿，请求皇帝给士族们以减租赋、免劳役的待遇。”
“这口子一旦打开，必然走回老路，大量田地和户口，开始从官府的黄册里消失，再次成为大小庄园的名下土地和隐户。”
“而人们对世家高门的追捧，对士族清流的高贵憧憬，会让这些天生贵种，在政治上迟早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
“尤其是宰辅级别的高官，也许，还是会被世家子弟把持，因为世家们长期联姻，相互扶持，操纵选举，事半功倍。”
李笠说着说着，吃了一口鱼丸：“他们忽悠不了朕的儿子，就会忽悠朕的孙子...汉宣帝对儿子元帝的担心，迟早会上演。”
话题有些敏感，不过张铤还是问：“此事恐怕难以避免，陛下有何办法？”
“祖制，用祖制来压。”李笠答道，张铤笑起来：“祖制不过是工具，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换。”
李笠反驳：“朕说的，是有勋贵护驾的祖制，他们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不是汉元帝随便玩死的帝师萧望之。”
张铤又问：“那万一勋贵尾大不掉呢？没有哪个皇帝，喜欢成日里被勋贵念叨，因为勋贵的念叨，在皇帝听来就是威胁。”
“如果皇帝对勋贵起了戒心，必然会起杀心，勋贵们支持的祖制，在皇帝看来，就是枷锁，愈发想要清除。”
张铤随后提起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将来，天下一统，四海升平，飞鸟尽，狡兔死，皇帝对勋贵们的看法，会变成什么样呢？”
“陛下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自晋以来，天下分裂，意味着皇权衰弱...”
“而天下合一，意味着皇权加强已成必然，那么，不断加强的皇权，岂能容得下军中人脉深厚却又对新君指手画脚的勋贵？”
“当新君把勋贵整得七零八落，那么，卷土重来的士族们，岂不就能趁机填补空白？”
这个杠抬得好，让李笠语塞。
张铤接着说：“陛下善战，所以不会把武勋们当威胁，因为没人可以威胁得了陛下。”
“但之后呢？比起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陛下，陛下的儿孙，面对这些武勋，心里难道就不会有别的想法？”
“用勋贵来掣肘皇帝，恐怕行不通，那该谁来呢？八座尚书？”
张铤又说：“如今，陛下定了制度，八座尚书，五年任期，不得连任，除尚书左仆射之外，人选均由皇帝从廷推人选中定。”
“这个制度好，如今祖仆射上任，干得是风风火火，朝士也为五年后的新一轮廷推做准备，人心思定。”
“可将来，一旦士族卷土重来，微臣已经可以想象，他们能把这制度改成什么样子。”
李笠想了想，说：“八座无寒士，科举无前途？”
这个总结很传神，张铤点点头，又补充：“或许，还会以各种理由，附加各类条件，譬如，要参加科举考试，须得举荐。”
“举荐者，须为特定品级以上官员，亦或是取消士、庶分榜，以显公平。”
“公平？”李笠喃喃着，一脸不爽：
士族、庶族的教育资源有天壤之别，这一点要花上一两代人才能改变，所谓的科举考试士、庶同榜的公平，其实是不公平。
很明显，只要他的儿孙被忽悠瘸了，张铤的‘预言’，有很大概率出现。
张铤见自己一套连环进攻，打得李笠沉默，便给出建议：“陛下想要定祖制，以特定群体来维护祖制，避免子孙乱来，本意是没错的。”
“只不过，微臣以为，用勋贵来承担这个责任，不合适，不如...”
“不如什么？”李笠问，张铤回答：“不如，依靠科举官僚，他们受益于科举，自然要维护科举以及新体制。”
李笠摇摇头：“扯谈，科举官僚要成为官场主流，大概要几代人时间，朕的孙子，搞不好就已经被人忽悠瘸了！”
“汉元帝当政期间，开启了前汉衰亡的大门，他之后，汉朝就开始病入膏肓，救都救不回来。”
汉元帝刘奭，为汉宣帝刘询（本名刘病已）与发妻所生之子，汉宣帝对于太子，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是因为刘奭觉得，父亲“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因而建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即重用儒生治国，用德政教化百姓，要“重德轻刑”。
汉宣帝就批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自幼流落民间的刘病已，很清楚民间疾苦，明白权力的本质，也知道治国之术。
虽然汉武帝一直在“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起来，却是另一套：阳儒阴法，或称外儒内法、儒皮法骨。
汉武帝时期，真正的大儒并未掌握权力、居于朝堂之上。
只有那些缘饰儒术、内行法术者才真正得势，所以，刘病已也是这么做的，以文法吏为鹰犬，严法治国。
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
结果太子读书读傻了，被儒生忽悠得不轻，柔仁好儒，刘病己判断儿子将来极大概率败家。
奈何，他对患难之妻许平君一往情深，加上废掉太子的后果难以预料，所以明知道太子不靠谱，还是把帝位传给太子。
而刘奭即位后，果然对国策进行了各种调整，其中一条，就是废陵邑制度。
陵邑制度，就是强行将天下各地的豪强大户迁入关中，在帝陵附近的陵邑定居，成为另类的守陵户。
这制度的目的，就是压制地方豪强，用举族搬迁、连根拔起的方式，避免其在当地做大。
果不其然，陵邑制度废除后，各地豪强有了稳定的发展空间，大鱼吃小鱼的速度加快。
而刘奭又要施行“仁政”，不再重用“酷吏”，朝廷少了一群专门对付地方豪强的鹰犬。
于是，地主豪强彻底放开手脚扩张实力，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引发社会危机。
李笠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要用被利益集团保驾的“祖制”，限制自己后代乱搞，那么，这利益集团目前只能靠勋贵。
但张铤的提醒，让他意识到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能限制皇权的群体，本身就会被皇帝敌视，更别说这群体还握着兵权。
他不怕勋贵乱来，也没有勋贵敢不听话，但等儿孙继位，就未必了。
而科举出身的官僚，想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成为官场主流，需要时间，一代人的时间，是不够的。
更别说时代还有巨大的惯性，虽然寒族痛恨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把持政治资源，但这种痛恨，更多的是恨自己不是其中一员。
这种心态，更像是后世许多人讨厌腐败，不是讨厌腐败本身，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才怒火滔天。
等到自己有了机会，那就是“真香”。
士族，依旧是人们眼中真正的贵族，毕竟这观念持续了数百年，根深蒂固。
士族女，乃至世家女，依旧是无数人希望迎娶的佳偶。
寒族出身的官僚，无不希望自己能和士族乃至世家高门联姻，提升自家门楣。
无数寒族子弟，都在想着自己和子孙努力，让自家累世为官，家族成为士族，成为世家。
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世家。
譬如，赵郡李氏，祖上据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武安君李牧，时间跨度接近千年，所以，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族成为士族，成为世家？
李笠记得，看过的小说里，提到唐朝宰相会以未能娶“五姓女”而感到遗憾。
这就是时代的惯性，大到惊人，他定下的制度，若能有代表时代潮流的科举官僚群体维护，当然最好，奈何未成形。
若靠勋贵，现在看来不妥，那么，还能靠谁呢？
“陛下，微臣有一个办法，或许能试一试。”张铤要提建议，李笠抬手：“慢着，宦官和外戚，就不用提了，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