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肉
在公社合作时代的末期，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正是我的幼年时代。那时，社员家里要吃肉，是凭票供应，农户家喂的猪都要交到屠场去，不能私自宰杀。而对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那肉票上的一点斤两还不够吃一顿。还好，生产队里还有一个饲养场，喂了几十头猪，除了交屠场外，还有几头可以灵活处理。于是，每过一两个月，队里就会杀一两头猪，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以犒劳大家干得起铁锈的“肚脏大爷”。当然，分肉不是平均分配的，按成人和未成人来分的。
记得那天下午，天都要黑了，我正和几个年纪一般大小的孩子在晒场上追猫，几个稍微比我们小一点的孩子蹦蹦跳跳地，甩着白蜡条子，高兴地喊着“分入（肉）喽！分入喽！”我和伙伴们马上就停止了跑跳，站在晒场上静静地等着从饲养场背肉的大人们。其实，背肉的人就在跑跳的孩子后面，只是我们对肉早就垂涎三尺，说起就巴的得马上到口，几个口水鼻泡的男孩子已经冲起去接背肉的人了。等到背肉的人回来，孩子们望着大人们把肉过完称，挂在公房的那间开会的大屋里，再由会计算出每一家应得的斤两，最后等着父亲来发话。
好容易等到父亲来了，看了一下会计算的帐，就发了一句“分吧，孩子们都等得口水流了……”转身看见我带着弟弟也在人群中：“秋姑，一会儿你就把我们家的那块提回去嘛！”说完吧嗒着他的叶子烟走了，只留下一缕青烟在空中缭绕。队伍排得很长（其实也就几十个人），大都是孩子，我拉着弟弟规规矩矩地站在队伍的后面。看着偌大几半边猪肉东一块西一块就快要被分完了，我急得嗓子烟儿直冒烟：“要是到我这儿就没了咋办？”掌刀分肉的是我的一个堂爷爷和他的儿子，看到孩子们都很紧张的样子，笑着说：“别急，别急！都有份儿，不会少了谁家的，不够，饲养场的圈里还有几个呢。”听了爷爷的话，我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总算人人都有份儿，不会少我们家的那一份儿。
正要轮到给我割肉的时候，母亲在屋前一个劲儿地喊我的乳名，大概是母亲干活回家不见我和弟弟，又不知道队里分肉，哥哥和姐姐割猪草牛草还没到家吧。父亲听到母亲焦急的声音，没好气地说：“吼啥子嘛，他们在公房头等到分肉！”因为父亲的嗓门很大，我也听见了。终于，肉到了我和弟弟的手里。那时候，我和弟弟并不知道猪身上的肉哪里好吃，哪里不好吃，就知道只要是肉就能吃，提起肉就往家里跑，弟弟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叫“等到我，等到我！”可我的脚步还是没有分毫地放慢。
回到家里，母亲听父亲说队里分肉，已经从地里采了四季豆回来，正和姐姐一起忙着摘丝丝。我把肉“蟛”地一下放在八仙桌上，自豪得不得了：今天晚上有肉吃了，还是我提回来的！我到家不到两分钟，弟弟也回来了，流着泪。不过，在他的脸上，我们没办法分清是泪水还是鼻涕，只知道他是哭了。母亲骂了我几句，就去忙她的活去了，弟弟也因为晚上有肉吃不再闹了。
肉煮在甄角下面，散发出浓浓的香味，我和弟弟把口水咽了一次又一次，等到母亲把肉捞上菜板，弟弟等不及了，伸手就要抓来吃，被父亲看见了，没好气地吼道：“陋得好扎实地哦（馋得好凶的吗）？”弟弟的手缩了回来。不过，母亲还是悄悄地给了他一片，弟弟带着满意地微笑吃着肉，一边吃还一边馋我和姐姐。肉端上了桌子，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大哥喊了一声“开饭喽”，大家齐齐地坐上桌，还没等父亲和母亲坐稳，碗里的肉已经去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