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幼年时代挨过三次打：第一次是被邻家的小女孩用宰猪草的刀在我的眼眉上刻下一个永久的痕迹；第二次是带着弟弟跟随正在上小学的姐姐时，被学校邻居的一对姐妹打了一顿，激起我对知识的渴望；第三次是因为想看电影而从家里逃走，被父亲揪回来用赶牛的鞭子抽得满身伤痕，却让我看到父母的简单的爱。
1971年立秋之日，我哇哇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取名“秋姑”。父亲重男轻女，并不喜欢我这个女儿，所以，我弱小的生命并不能唤起众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我也许是冥冥中知道这个缘故，因此，我显得很安静，很守本分。不是饿了，尿了，我不会吵大人们的。可这安分守纪的性格，致使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都是由祖母留下来的一张老式床陪我度过的。后来听母亲说，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差点儿落进床缝里被卡死，差点儿被老鼠咬死……命运还真有意思，在这危险重重的环境里，我蒙蒙憧憧地活下来了，而且没有一点伤痕。等到我能自由活动的时候，大家才发现，由于我长期与床为伴，看人的时候，必须侧到一边才能看清楚，于是，大家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偏花儿”。
后来，我有了一个小弟弟，我三四岁就得和大我三岁多的姐姐一起担起照看弟弟的责任。一次，姐姐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把弟弟的一双烘在灶火门口的新布鞋一起掀进灶里烧了，父亲给弟弟找鞋时才发现，姐姐被父亲用扫帚追着打着，幸好被割牛草回家的母亲看见，从父亲手里夺下扫帚，姐姐才免除了更糟糕的后果。经过这件事后，母亲对我和姐姐呵护有加，只要父亲对我们说话的语气重了点，她都会和父亲据理力争。在父母不忙的时候，姐姐也会带着我到邻家去串门。那年夏天，姐姐带着我到邻家去玩，姐姐和她的小伙伴玩得很开心，我在一旁和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女孩玩。不知道什么时候，邻家的一个和弟弟年纪一般的小女孩举着一把宰猪草的刀向我砍来，我受伤了，血哇地一下冒了出来，吓的大家惊叫起来，正好被一个下放回家的干部听见了，他因为在部队学了点包扎，家里又有点药，赶紧就给我敷上了药。这次受伤，我因祸得福，正好纠正了的斜视的毛病。
我快五岁的时候，姐姐上学了，学校在离家约五里的天宫场，那里紧挨着花溪河，每每夏季汛期到来，学校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就把教室搬到离学校约200米的一个农家上课。因为哥哥上初中，不能带我们进教室，我和弟弟能跟的人就只有姐姐了，但姐姐尽量不让我们离教室近了，怕影响上课。那年夏天，姐姐上学去了，父亲和母亲到生产队里去挣工分去了，左右邻居的孩子又太霸道，我和弟弟没有去处，就决定去找姐姐。走了老半天，终于找到姐姐上学的地方——洪雅县天宫公社红阳十三队（后改叫天宫乡八面十三组）一牟姓农家，按照老习惯，我和弟弟在竹林下面等姐姐下课。等人的滋味是很无聊的，于是，我对上学是怎么一回事产生了兴趣，想偷偷地挨近教室去看个究竟。不料，半路杀出对“程咬金”，一对比我还小的姐妹神气地站在我和弟弟的面前，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使劲把我们往外拉。由于我们的反抗，遭到这对姐妹的镇压，在拳头和脚掌中，我和弟弟都愤怒了，勇敢迎敌，打得对方鬼哭狼嚎。哭声惊动了正在上课的老师，把我和弟弟逮到一间屋子里，里面有几张桌子，有几个大人正爬在上面干什么（后来听姐姐说，那叫办公室，那几个人就是老师，他们那是在批改作业）。姐姐的老师知道我们的意图后，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把我和弟弟安排到教室的后面坐下，放学时还问我，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我问老师：“这就是上学啊？”
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生产队订了许多报纸，每到晚上，父亲就会带着报纸到公房去组织开会。父亲坐在大家中间给大家读报纸，我奇怪，大家从一张纸上就知道外面的事情，缠着姐姐问为什么，姐姐说，上面的字就是告诉我们外面发生了什么。姐姐这一句，让我对大人们的一切都产生了兴趣。一日，和队里的几个小伙伴上山割猪草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个人，伙伴说是电影队的。我们问：“今天晚上要放电影吗？”那人回答：“是啊，你们来吗？”于是，我和伙伴商量，吃过晚饭就去看电影。农家的一顿晚饭，那简直是鸭子下蛋的时间，我等不及了，回家把猪草放下，就偷偷地溜到伙伴的家里，却被伙伴的父母拦下了，说是要放电影的话，等喇叭响了去也不迟。等了老半天，没有听到喇叭响，却听见父母打着火把四处喊我的声音，我坐不住了，悄悄地溜回家，却又害怕挨打，就躲到风斗后面，却还是被父亲看见揪了出来。父亲气坏了，抓起赶牛的鞭子就往我身上抽，一边打一边骂：“看你还跑不跑，要是落下岩去，不搭（摔）死你，也会把搭个半死。”第二天，我履起袖子一看，满身的伤痕。正好被刚到我家做客的外婆看见，姐姐嘲讽地说：“那就是想得看电影，又不给家里打招呼的下场。”外婆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其实，你爹妈老汉是为你好，以后记住，有啥子事有给大人打招呼。”
挨了三次打后，我几乎就没再挨打了，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教育多半是用眼神，母亲的教育多半是说教。也因为我一天天地长大，反应也快了，挨打就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