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在库恩的带领下，按照威廉秘授的机宜迅速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到1894年时候便已经牢牢地在临近胡胡伊的福摩萨和萨尔瓦两省站稳脚跟，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随着阿根廷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政府军加强了攻势，在眼看固守地盘难以奏效后，库恩便带领队伍打起了游击战，他主动放弃了北方两省向富裕的圣菲省开进。
不过到达圣菲后，他发现原来一直笼络人心的办法不灵了。
北部的高乔人为了获得自由愿意为他作战，可是在中部地区，农民在吃饱饭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走上造反的道路。
库恩倒也是够胆大心黑，于是一夜之间“你想吃粮不交租吗？你想睡地主家的小老婆吗？那就跟我们干革命吧！”类似的标语出现在圣菲省的主要城镇。
标语倒是的确招来了不少人，比如当地混不下去的地痞无赖纷纷投军，想要在库恩的手下搏个前程。
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内部出现了很大分歧，另外两名来自德国的右派工人领袖和西班牙裔的工人领袖开始坚决抵制库恩的做法。
革命尚未成功，内部却先火拼了一场，在混乱中，库恩中枪身亡，大批的地痞无赖也被从革命军队中清理出去。
在火拼中指挥私人武装在关键时刻帮助右派取胜的哈尔德最终掌握了这支政治力量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也随之变质。
不过阿根廷历史上继圣马丁之后又一位伟大的英雄却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说到哈尔德就不得不说他的叔父科特莱尔，科特莱尔原本是科隆大主教，在文化斗争中曾遭遇俾斯麦政府的长期软禁，1880年德国政府和罗马教廷达成初步和解后，科特莱尔以枢机主教的身份被派往阿根廷。因为该地区教会的**已经超过了新教皇利奥十三世忍耐的底线，必须要派个秉持公义的人前去清理门户。哈尔德在1882年随同他的叔父到达阿根廷。
科特莱尔和哈尔德家族是德国一个古老的宗教贵族家庭。几百年来，家族中出过两位科隆大主教和一位美因茨大主教。
生逢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的年代，欧洲古老的天主教传统遭遇巨大破坏。科特莱尔密切关注着社会发展给个体带来的普遍的精神痛苦。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提出了尖锐批评。
从1850年担任科隆大主教起，他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讲道六次。题目是《现今巨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些讲道中，他解释了圣托马斯关于财产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用于当下的时代。
科特莱尔的这些社会思想对后来的哈尔德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到达阿根廷后，科特莱尔深刻体察了当地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社会问题。
在一次阿根廷议会的讲道中他说道：“占有财产的和不占有财产的阶级互相对立，普遍的贫困化一天比一天严重，财产的权利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崩溃，我们不时看到一种类似火焰的东西在这里或那里从地下冒出——这些是大难即将来临的警告。一方面。我们看到对财产权利的顽固坚持，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我对财产权利的同样坚决的否定，而我们则在拼命寻找调和这两种极端态度的某种办法。”
科特莱尔明确宣称。天主教会不承认无限的财产权利。个人得到的财产应有助于增进公共福利。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对财产的这种放任态度造成的。他指出，正是那些，拥护无限的财产的权利的人，使“财产即盗窃”这句口号含有部分真理。因此，他们也应对**的产生负责。**同样是一种反自然的罪恶。
教皇利奥十三世毫不犹豫地称科特莱尔为自己的伟大的前辈，并在1883年发出的通谕《近事》中给予极大的肯定。
不过科特莱尔在阿根廷的教会改革主张触犯了当地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教会的高层也均为这一阶层所把持。
1884年，也就是到达阿根廷一年半以后，科特莱尔死于一次暗杀事件。
科特莱尔临终前告诫哈尔德。勿要怨恨那些谋害他的人，若他的死能唤起阿根廷教会内部的良知发现，那就再好不过了。
应该说，科特莱尔也并非一厢情愿，他死后教会内确实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革新运动，但是却被突如其来的自由主义运动所打断。1884年，阿根廷新政府上台后大大压缩了教会的权限，并意图把学校从教会手中收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内部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和政府的斗争中，改革之事无人再提。
哈尔德则就此留在阿根廷，经营他的叔父留下的位于圣菲省的圣方济庄园。
以后几年，哈尔德对于阿根廷政府的腐朽本质已经看得十分透彻，他觉得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介入，那么这个政府只会向最坏的那条道路上越走越近。
他结识了来自德国的拉尔曼和韦贝尔，并成为前进俱乐部的主要赞助人。
库恩领导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爆发后，哈尔德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过他预感到国家将要陷于一场大的浩劫，于是开始自行在庄园里组织武装。
在来阿根廷以前，哈尔德是黑森大公国的骑兵上尉，他也曾在巴伐利亚皇家军校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这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1894的圣菲内讧中，拉尔曼借助哈尔德的力量将忠于库恩的左翼分子击败，库恩死后，哈尔德和拉尔曼在革命的路线上趋于接近，于是被委任为革命军队的最高统帅。
哈尔德认为，在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的阿根廷搞**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库恩的失败也很能说明这一点。而且库恩为了追求革命的成功。采用卑鄙的手段更是会给国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割裂和民族的灾难。
拉尔曼和西班牙裔的工人领袖们原则上认同了哈尔德的看法。
随后，军队在哈尔德的庄园举行了著名的“圣方济改编”。杂七杂八和用心不纯的革命分子被清除出哈尔德的军队，最后。军队被命名为天主教义勇军，其斗争的目标也从原来的“反帝反封”。缩小为只反对大地主阶层。
1895年初，哈尔德经过一系列巧妙的行军把部队再次带到了福摩萨，并攻克了省府福摩萨城。
在这里，哈尔德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福摩萨宣言，他重申了他的叔父科特莱尔主教在生前所倡导和主张的社会正义性原则，提出在阿根廷乃至南美洲建立一个政教合一国家的愿望。
19世纪早期，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重新流行。使天主教理论家获得了一套与现代国家的要求完全格格不入的思想。天主教政治理论以斯多噶派和阿奎那的自然法则论为基础，主张对现世的短暂生存的安排也必须着眼于来世的超然目标。
哈尔德宣传，国家并不是神圣的，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必须为道德秩序服务。上帝是一切国家权力的始源，它对国家权力有所限制，也有所主张。
哈尔德明确提出，要限制在国内政治力量上不可一世的大地主阶层，任何地产面积超过四万公顷的个人都必须将剩余地产卖出。以使“在这片上帝赐予的丰美土地上人人有其田”。
同时，他强调应该将国家的主要赋税来源归于关税、奢侈品税以及铁路和航运业的收费，尽可能减免对耕地面积在200公顷或者牧场面积在500公顷以下的自耕农征税。
福摩萨宣言在阿根廷政府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小资产阶级和部分狂热的教权主义者公开宣称对于哈尔德的支持。不过阿根廷的国家政治机器依然垄断在大地产者的手中，军队丝毫没有放松对于哈尔德武装的攻势。
与此同时。赫森派他的私人代办前往福摩萨和哈尔德接洽，主要是商讨武器和资金援助以及此前由库恩签署的一份秘密协约的履行问题。
为了获得德国政府的援助，库恩此前承诺在革命胜利后，将萨尔瓦和福摩萨两省割让给德国。
萨尔瓦和福摩萨两省土地肥沃，前者是优良的牧场，后者则特别适合种植棉花，获得这两个省份是威廉和德国政府一直以来的愿望。
不过赫森的特使带回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哈尔德拒绝承认此前库恩签署的秘约，不过同时也表示愿意和德国政府继续保持友好关系，“这些贷款我将来一定会归还，但是不必要以阿根廷的土地作为抵押。或者说，假如德国政府和威廉皇帝就是打着获得两省土地的算盘，那么我宁可不接受这些援助。”哈尔德强调说道。
面对哈尔德这样一个比阿根廷人还阿根廷人的硬骨头，赫森感到十分棘手，现在的德国政府已经成骑虎难下之势。如果断绝对哈尔德的援助，那么此前的库恩秘约的事情一旦泄露必将引发一场巨大的国际丑闻，对于德国在南美地区形象十分不利，并且也将极大的影响和美英两国的关系。
由于贷款的数额还不是很大，加上武器销售的利润高达200%，所以柏林贴现公司和克鲁伯公司联合接下来这笔业务，全部条件都按照哈尔德的要求，甚至没有指明具体的贷款抵押来自何处。
哈尔德的政治主张获得了国内大批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欢迎，无产者自然更是欢迎。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哈尔德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华，领导天主教义勇军屡次击败强大的政府军队，1897年罗加总统被迫下台，但是新总统上台后境况更加糟糕。
罗加是行伍出身，对于战争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所以在他的统筹协调下，虽然难以彻底击败哈尔德武装，但是总可以将其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内，不至于快速发展壮大。另外，政府军虽然屡次失败，但是损失并不大，而且罗加明知道是德国人在胡胡伊秘密出售军火给哈尔德武装，也只能佯做不知，因为德国给予阿根廷极为优厚的贸易政策，如果和德国交恶，那么阿根廷的粮食就会更难以卖出去了。1895和1896年，美国连续两年的大丰收使世界小麦价格暴跌50%，从205马克每公吨，下降到110马克每公吨。即便这个价格，粮食依然难以出手。运力紧张和市场饱和使得阿根廷南部的大片大片的麦田无人收割，烂在田里。
在国内的政治格局上，哈尔德连续数年以小博大的胜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同情，尤其是他后来发表的一则要求收回胡胡伊省的声明更是使阿根廷新政府指责其“割地卖国”的论调不攻自破。
在1898年6月间发生的关键性的圣菲战役中，哈尔德依靠高乔人组成的骑兵部队，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5000兵力全歼政府军主力六个师约八万人，其中除不到一万人逃脱和三千人阵亡外，其余全做了俘虏。
由此一战，哈尔德也彻底看出来政府军官兵普遍厌战的情绪，于是他大胆挥军南下，直取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中了阿根廷四分之一多的人口，此时哈尔德兵不满万，前期的俘虏大部分都在宣誓不再帮助政府军作战后被释放了。所以，只要政府军有一位强有力的将军和一只规模不需要太大的敢战之军完全可以防守住哈尔德的进攻。不过，危机到来之时，大地主们露出了胆怯的本质，没有什么比保住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更为重要了。与其冒险作战，倒不如通过谈判来得稳妥。
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从中说和，各派政治力量于1898年底，在拉普拉塔河口的一条德**舰上签署了有关阿根廷未来政治安排的新宪法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