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计划没有变化快，我还在跟周世昌他们讨论着怎么捞钱的几天里，发生了不少事。
第一件事就是比尔·盖茨决定访问中国。
这件事的起点是国内一批计算机生产商——尤其是太阳电子在内的跟微软签订了OEM的几个头牌企业，纷纷通过了ISO9001认证。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比尔·盖茨闻讯之后发表声明，希望同国内诸企业“进行深层次的全面合作”，并决定来中国瞧瞧。
在这之前，用友已经跟微软签了长期合作协议。
中国大陆市场这块大肉，终于滴下让人垂涎的油水。
而比尔·盖茨欲造访的第一站，却不是太阳电子，是96年亏损严重的香港联想，事实上在我记忆里，他也是去的联想，但去的是上海联想，顺便还跟上海市政府签订了WindowsNT支持上海网络发展的协议，上海热线自此诞生。
当然，这件事也就罢了，在我看来这对我的种种投机倒把生意并无影响。深圳那边，4月份姜博士的成果终于体现出来，超强纠错芯片出炉。国内铁定要多一个VCD机品牌了，只要VCD机的产量和销量上去，新媒体研发的计划就能跟上。这不仅是钱的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赚钱，其次就是融入亚洲媒体市场，寻求海外关系，积累经验。这些东西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我们不似那个比尔·大门同学有数不尽的钱可以砸在一个项目上，用钱累积经验。相反，我比他强的地方正是我有经验，要靠经验来捞钱。
虽然这些经验已经越来越少可用的了。
第二件事则是关于王小波新书的，新闻出版署最初打算禁掉《青铜时代》和《未来世界》，理由不外乎老生常谈那几条。但之前已经有了尚方的那次事，而且凤凰卫视又刚开播，也不好对我们的事儿做得太过，这件事私下里跟蔡青说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了，书照样出。
至于文坛那些“格调高雅”的作家们怎么骂，那跟我无关，我相信王小波骂人本事不比鲁迅差，随便找几本不怕查的杂志使劲闹去，好歹也是个活广告。
进入4月之后，我不断被鲁倩拖出去玩，尽管我这个人无趣又凶，她还是执意来找我，反正十几岁的小姑娘是没有面子可言，而我也不能做得太过分，毕竟是鲁薇的妹妹。
就这样，隔三差五我要陪鲁倩去喝个茶，看看新鲜玩艺什么的。96年大城市不说，小城市里流行着种种港台偶像的音乐和日韩服饰，这些东西都让鲁倩着迷，我想想我当年也差不多，不过我迷的是邮票、古币和旧书之类的东西，前两样能赚钱，后一样有趣。看来不同环境下的孩子关注的东西肯定不一样。2000年远走南方的时候我把自己收藏的所有邮票都卖了，留下一堆回忆和无数碌碌的时光。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对鲁倩，我一直都用不咸不淡的态度搪塞。一个还是幼女的小姑娘我自然不会有什么想法，况且张小桐摆在那里做对比，能比我表姐好的姑娘全世界打着滚数也没几个。我陪她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寂寞，没有什么人在身边。
平均保持每天跟张小桐三个小时电话滔滔不绝依然不能解除相思之苦，我经常嘲笑自己：张小桐走之前我还没事自我安慰说反正小别胜那啥，现在看来，是一天不见就慌了神，一个月不见就茶饭不香。
我以前从未想过，我居然能再一次爱一个人如此深。
张小桐不在身边的日子依然要照旧过，我强振精神，开始写我们几年来共同相处的回忆，打算等她回国时给她一份惊喜。对于浪漫，我懂的不是很多，但我知道，只要真诚，有感情，一切行为都可以浪漫。
浪漫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对行为的自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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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我要跟蔡青去一次深圳。姜博士有意向我们炫耀一下他的辉煌成果，我也想见证一下能走入普通家庭的廉价VCD机的最终形态。横竖北关市也没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当南下散心了。
家里知道我又要去南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决定很有一点独断专行的意思，让父母很没言语。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不过不这样就要费很多口舌解释，而解释这种事是我以前最不喜欢做的。不是说人生不需要解释，只是我觉得有时候与其费心解释还不如踏实做点什么。尤其我这种解释还很麻烦，我总不能说我的一些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以后某些事情的发展走向吧？
像现在这样，能在平时享受以前难得的亲情，我已经很满足了。任何事都有个过程，我得到一些必定会失去一些，让父母对我的看法慢慢改变吧。
好在之前广州之行给他们增添了很多信心，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情况不是很严重。更何况我每次去身边都有一个能干的手下陪着，两老也就把许多担心过度的话留在了心里。
我和蔡青商量了一下，最近她也不是很忙，我们选择了慢悠悠的火车，先到广州，再从广州分公司叫一台车，直接一路到深圳。广州的流花火车站有直转深圳的车，我对那里稍微有一些了解，如果让蔡青陪我，还是不要走这些麻烦路比较好。
蔡青出远门是家常便饭，旅行的事都是她在准备，不过陪我出远门是第一次，她也觉得挺好玩。
我给刘明耀打电话：“哥哥，借您的蔡姐姐一用，不介意吧？”
刘明耀好像正在喝水，听我说完一连串咳嗽，半天没缓过来。
“瞎说什么呀你……我，我们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呸！”我唾他，“你说你们家有棵樱桃树你小时候用斧子砍了它我都信，这个就是不信。”
“嘿嘿，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我和蔡青在16日晚上从沈阳动身，坐的是T235次特快列车。说是特快，到广州也要30多个小时——在96年，火车数次提速这种胡话我还没听什么人说过，不过90年代中期的火车服务态度很好，乘务员和蔼可亲。当然我绝对不会恶意揣测这是因为软卧车厢里的人都比较有钱这种可笑的缘故，我相信伟大的铁路工作者们——虽然中国的铁路特色就是晚点和黄牛票。
软卧车厢看起来也不比硬卧豪华多少，我和蔡青对视了一眼，无奈地摆好行李，开始说些闲话。我平时跟蔡青的交流甚少，可说的话题倒也算丰富。我不是个特别喜欢滔滔不绝的人，但也绝对不会闷头不说话，除了对张小桐之外，对别人话也不少。
我最初对蔡青的认识来自于鲁薇的推荐，后来一直是隔着一个公司遥控，接触并不多。蔡青在某些地方上跟鲁薇很像，那就是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能把公司的事当自己事办，这也是她为何能迅速成为公司领头人之一的主要原因。
我很欣赏这种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理型人才的能力相差上没有太明显的标记，除非是周世昌那种敏感的天才，一般人与人之间比较起来，未必谁比谁差，看的就是认真不认真。
这也是我几年工作下来的一个粗浅结论，蔡青、鲁薇、刘明耀之所以能在我的指挥下发挥他们的能力，有现在这个成就，跟他们这些人认真做事的性格脱不了关系。
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的人是非常容易成功的，而一个连对自己之外的事都认真的人，通常没什么理由不成功。
敬业这种老生常谈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喜欢谈了，但我觉得这个话题永远都不过时。
我跟蔡青开玩笑：“蔡姐，这种四人车厢让两人包下来，通常是三流通俗小说香艳情节的开端来着。”
蔡青灿然一笑：“怕什么？你给出的结局不是总能出人意料吗？”
“也都是意料之中吧。”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忽略了一些不可见因素，很像走钢丝。”
“不可见因素？”蔡青不明白我的意思。
“打个比方。蔡姐你知道现在咱们用的电脑键盘最初是给打字机设计的吗？”
蔡青点点头：“这个我知道。”
“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吗？”
“不知道。”
我从行李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给蔡青比划。
“以前的打字机，因为打字员速度太快，很容易卡住。所以键盘设计成让打字员尽可能不能快速打字的布局。但是因为某种不可见的因素，打字机键盘成为了电脑键盘，后来取代了正统键盘。”
“不是因为打字机的使用率高导致的吗？”
“有一部分原因，”我说，“单是正统键盘，那种能快速打字的键盘，从此不见了。VHS格式录像带也一样，当时日本市场上群雄并起，录像带格式为何只留下一种VHS的呢？这种不可见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蔡青有点明白我的意思了，微微点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蔡姐，您知道顺时针的方向吧？”
“呵呵，当然知道。”
“那您知道以前的时钟也有逆时针方向的吗？虽然从功能和使用上来看，一点也不影响。”我说，，“但是最后历史选择了顺时针，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在其作用，我们也不知道。”
我长叹一声：“所以，即使大方向上我们始终没犯什么错误，这些细节因素也不好说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变化，咱们就都吃了亏。”
蔡青笑道：“是非成败转头空不是你常挂在嘴边的么？怎么？看不开了？”
“看的开。”我扭头看火车窗外的郊野，偶尔一点灯光一掠而过,“看不开也不会这么不要脸地往前穷追猛打了。”
我和蔡青正说着，有人敲门。
蔡青起身去开门，门口站了一个看起来神情猥琐的中年妇女，手拿一台小的卡西欧手提电视：“要不要看片？10块钱一个小时。”
蔡青回头用眼神询问我的意思，我摇头：“不用，我们自己带了笔记本电脑。”
中年妇女不肯走：“电脑没电块，我这个有备用电池，能用10个小时。”
我跳下床，拉开随身带的旅行袋，亮出一兜子备用电池：“我们带了10块笔记本电脑备用电池，多谢关心了。”
中年妇女难以置信地看了旅行袋一眼，确定那确实是笔记本电脑的备用电池之后，悻悻走了。
蔡青关上门回来：“你还真带了这么多电池？”
我把笔记本电脑摆好，打开：“蔡姐你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拿10块备用电池在火车上玩笔记本电脑。”
“……等等，”蔡青说，“我记得你以前还说过有个愿望是坐在大城市的路边看美女？”
“那个实现过了，我在广州大街上坐了两个多小时，看见的美女统统操外地口音……”
“……”
在火车上的第一天因为大家都忙得有点累，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无聊中度过，我跟蔡青翻了翻95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繁体中文版，95年福布斯在中国发布了富豪排行榜，备受争议。中国人天性不喜欢张扬，连流传下来的话都是“闷声发大财”和“财不外露”之类的教诲，是以福布斯在中国只停留一年就屁滚尿流地去了，一直到99年才重新杀回来。还是借着当时财富论坛500强企业对话在中国召开的东风。
95年入选中国百位富豪的人在之后的几年里七零八落，当真如我常说的那样，是非成败转头空。现在来看95年的排行榜和评价，当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火车在我和蔡青的讨论中走走停停，从晚点15分钟到晚点30分钟，再到晚点45分钟，最后终于在天色全黑的时候响起了广州历史文化介绍的广播，于是大家知道，羊城快到了。
从流花车站下车，我和蔡青在三元里附近找了一家酒店将就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到广州分公司拿车，蔡青开车，我们从广园路直奔深广高速公路而去。
即使是4月份，在上高速之前也能随处可见沿路卖柚子的农民，我对这段高速公路熟悉得不得了，蔡青也不是头一次来，对一路的景物俱是十分熟悉。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到了深圳的宝安区，这里位处市郊，荒芜中林立着一些新兴的工厂，也是我很熟悉的地方。
坐在车上，看着路上各种假牌照的摩托车，我一时有些迷茫，2003年罗湖关附近的那一次经历是再清晰不过的，上次来广州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极力逃避。现在既然人已经来了，还是要去看看。
蔡青发现我在发呆，伸手拍拍我：“想什么呢？”
我迅速反应：“没什么，咱们直接去工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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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姜博士穿得正式无比地来迎接我们，这个老男人刮了胡子之后居然也蛮帅的，除了那个聪明得绝了顶的脑袋稍微有一点打眼外，其他方面都很好。我们边走边说，姜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厂房和生产线之后，带我们到产品测试间去看VCD纠错能力的测试。
“我预言，在未来两三年内，VCD在东南亚地区将全面取代VHS录像带。”穿着白袍看起来很似姜医生的姜博士边走边对我们兴冲冲地说，“光盘成本的逐步降低将给VHS录像带市场造成强烈的冲击。新的DVD媒体因为价格问题，注定无法在东南亚地区普及，LD也一定不会成功。”
我听得暗暗点头，这个Dr·姜说的和我所了解的情况差不多，假如没有一种廉价媒体出现并取代VCD的话，到90年代末为止，中国的DVD普及率依然很低，大多数家庭依然坚信VCD是最廉价最好的媒体格式。
到了产品测试车间，我差点笑出声来：一个身穿和姜博士一样衣服的年轻人正在用砂纸打磨一张光盘，这种广告我在90年代末没少看，有用刀割的，有掰成几份再用胶水粘起来的，也有用车轮压的，其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无非是同样的一个词——纠错。
超强纠错，万能纠错，无敌纠错，纠错王……我想SONY的光驱设计工程师看到这些设计也会感到由衷的羞愧和愤怒吧？SONY的光驱在业界以读盘挑剔而著称，现在讽刺的是，他们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做了超强纠错的芯片和光驱。
按照姜博士的解释，一般普通的VCD光头在批量生产的时候往往要被一个问题所拖累，那就是光头核心部分的发光二极管焊接触不能使用普通的焊接，要用特殊材质的不干胶粘连，这样很容易导致VCD连续工作7小时以上之后温度高于70度，不干受热胶软化，光头读盘能力下降。他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改进，目前所用的粘贴材质能承受85度的高温，VCD机读盘差的问题就不太容易出现了。
这个问题我在SONY的PS游戏机上也碰到过，看来还是SONY自己的工程师比较了解自己的产品。听姜博士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说话间，那个年轻人已经把被砂纸磨过的光盘放进VCD机，很快电视上出现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找来的泳装少女，看来是一张市场上常见的“非原版MTV”的卡拉OK碟，我就不能明白，做盗版就做盗版，干吗还要找一群连搔首弄姿都不会的姑娘来恶心人？所以我从来不去KTV，就是怕被这种碟恶心着。
音乐，没问题，声音，没问题，画面，没问题，马赛克按照我这种被DVD惯坏了的人来看肯定还是有，但也很轻微。
放了20分钟，4首歌，4个不同长相穿同样泳装的少女搔首弄姿完毕，一点卡壳没有。
我和蔡青非常给面子地一起鼓掌，恭喜姜博士的成功。
姜博士笑得很开心，如期完成纠错芯片的量产，他的荷包也会随之鼓起来了。
蔡青建议VCD机另起一个牌子，不要和太阳电子目前的产品冲突。我本来想反对的，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有道理，VCD疯涨的机会正是我们建立新品牌的好时机，建立一个新品牌所花费的心血我们都是明白的，在可以顺风的时候顺风一下显然没什么坏处。
给新牌子起名的荣誉就交给姜博士了，反正只要他想了名字，剩下围绕新品牌的相关一套自然有人会跟进补完。
至于企业文化——哼哼，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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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蔡青看完VCD的纠错演示之后，第一天的事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姜博士现在好歹算是地主，他常年旅居国外，湛江话潮州话白话都懂一点，在保安区的一个温泉度假村设宴款待我们。我对客家菜兴趣不大，唯独那里的烤乳鸽味道一流，让人吃了还想吃。
陪同的几个这边的科研人员和工厂负责人都是本地人，被蔡青一个人全部放倒。广东地区能喝酒的很少，当年我在广州以6瓶啤酒的可笑酒量居然也放倒了一批人，可见这里的酒桌习惯是多么的温柔腼腆。
吃晚饭，本来姜博士打算让我们住工厂旁边的别墅，我坚持要去市区里，住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就在罗湖关和火车站旁边，一般深广两地的客车也必先停在那里，除了岁末，任何时候都热闹无比。既然我们要走，姜博士也不好留我们，大家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工厂看技术资料，顺便听一下目前产品的一些市场预测。
蔡青有点奇怪我为何非要住香格里拉，不过也没多问，开车从宝安出发，一路进了蛇口。
进了蛇口——也就是南山区之后，公路和楼群渐多起来，深圳的城市规划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看起来很舒服，楼盖得也颇和气，不似一些大城市的咄咄逼人。
蔡青一边开车一边说：“几个月不见，又变了不少。”
“改革的窗口嘛。”我说，“放慢车速吧，我想好好看看这个城市。”
蔡青把车速放慢，车子缓缓驶过立交桥，我所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那个深圳就在眼里了。
深圳给我的印象一贯是贵而舒适，除了犯罪率稍高基本上没什么毛病。我在这里呆了差不多两年，对这里并没有太强烈的感情。相比之下，2000年初的广州给我的印象要更深一些。
车开到一个路口处，我让蔡青停车。
我用行动解开了蔡青的疑惑——在路边叫了一份油炸臭豆腐。
“蔡姐，要不要？”
蔡青笑着摇摇头。
我笑笑，三口两口吃完臭豆腐，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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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很喜欢在街头边走边吃东西，某个人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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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华侨城，车子一路畅通无阻地奔向罗湖。越深入深圳市区，我的心沉得越厉害。
有多少年了？差不多十年了吧？让自己的回忆尽量不触及这个地方，这里的笑与泪，欢乐与悲伤，这里的一切一切，我曾经很希望它们都随风而去，就这样算了。
偶尔有深夜睡醒的时候，我会想起这个地方，这里的一些人。这座城市和这些回忆。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断告诉自己，你不要逃避，你在笑的同时，你在得意的同时，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曾经与你同一屋檐下的人还有很多，其中某个人更是你永生难忘的。
没有张小桐的关心，没有她的淡化，我想我即使重来100次也还是会活在一些遗憾回忆的片断中。
所以这一次我选择回来，重新面对。
上一次在广州，和自己的过去擦肩而过，这一次我不会逃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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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附近晚上很热闹，通往香港的海关出口和高架桥之间有无数为生活奔波的人来来往往。夜晚这里的灯光以照出一片柔黄，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共同演绎出一个碌碌奔波的世界。
我记得自己曾经在关口贴着那条黄线走来走去被喝斥，我记得自己曾经在这附近帮一个人买一瓶可乐跑得满头大汗，我记得自己跟朋友们宿醉，我记得不远处就是我拥有2003年记忆之地……我也记得，自己曾经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度过了许多有趣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我记得，她应该不住在这里。但现在，我在通往关口的天桥上看见了跟家人一起漫步的她。
她在那里放肆地笑，黑头发在夜色中也有着油亮的光，已经很高挑的身材如一弯月牙。
弯到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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