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草来蓝蓝天，太阳出山人忙乱。你拿锄来我拿镰，为了抗战去耕田。你织布来我纺线，为了抗战缝衣衫。李伯伯，王嬷嬷，张大嫂，李大哥。一齐来工作，努力生产好处多。吃穿都不愁，衣服布匹都有好救国。
在异族入侵，全民族浴血抗战中，似乎是为了验证“多难兴邦”的古训，石邑县抗日根据地经历了大水、干旱、蝗灾、雹灾、风灾、泥石流滑坡等多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频发固然有一定的气候原因，但更多的是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大量砍伐树木，以及强迫百姓无休止地修建据点炮楼，造成的土地荒芜。抗日根据地采取多种措施对抗天灾人祸，特别是自上而下的大生产运动，使抗日军民度过了抗战时期的严冬－－－－民国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期间，有人投敌、有人叛变、有人自动回家，但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坚持下来的都变成了百炼精钢。随着华北日军遭受重创，千人以上大规模的“扫荡”已经渐渐稀少，日军开始采取守势，困守主要交通干线和县城等重要据点。此后的很多战斗，大多发生在中国人之间－－－－代表民族正义事业的力量和各种封建的残渣余孽之间，在相互搏杀中，中华民族也在自我净化。没有家贼引不出外鬼来，而外鬼面对中国这个天朝大国也总是仔细地挑选家贼。张弘范灭宋崖刻被好事人在前面刻上“宋”字，虽有调侃之意，但也部分说出了事实；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血战在前，才有了满清入主中原恐也是事实；民国肇造，袁世凯以下诸军阀混战，背后都有西方国家的背影，称之为“代理人战争”恐也不为过；等到抗战军兴，降日将军五六十、军队逾百万、汉奸如牛毛也是事实。除却人性向恶，更多的原因恐怕应该从民族的人文素养上去加以探索。“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能够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可谓至理，为国者不可不察、不可不引以为戒。进入民国三十三年，随着西山和北山两个根据地的反攻，历史的天平开始向根据地军民倾斜，抗战胜利的曙光初露。
在经历了民国三十三年春天的失败以后，驻石邑日军最高指挥官山县大佐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扑。由于武工队的暂时撤出，所谓的治安区相对稳固；由于兵力的不足，根据地也难以持久深入；所以，山县将主要兵力放到第三道封锁线附近。双方争斗的焦点集中在第二道封锁线和第三道封锁线之间的中区，而焦点中的焦点则是中区的西南片。忠烈可风、著名的石家三英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中区开始的时候是游击区，第三道封锁线修建以后，由于各要道修建了炮楼，整个中区又被隔开来，为了工作需要，中区又划分为四个片，其中西南片由靠近怀远县的六个山区村庄组成。这六个村庄便是以石、宁两姓为主的鹤鸣庄，以杨、柳两姓为主的蒹葭庄，以简姓为主的老鹰沟，以董姓为主的董家沟，单以石姓建庄的南洼，单以布姓建庄的北洼。
日伪军化游击区为占领区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建立伪政权。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参加维持会，可是维持会建不起来，日伪军就终日在村里祸害。不得已村中的大姓便出面应付，但日伪军勒索无度，还经常因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打人。顶着“汉奸”的坏名声，多出钱、多出粮还多挨打，谁也不愿再出头。最后商议的结果就是每家门户轮流当“会长”，吉凶祸福全安天命！这样也不行呐！为鬼子办事，抗日县政府也不答应呐！于是便与抗日县政府联系，说明并非甘心情愿当汉奸，只想保全村民性命的苦衷。抗日县政府面对新的斗争形势作出决策，鼓励并派遣曾经的村干部参加维持会，建立“两面政权”，在应付鬼子的同时，发展壮大抗日的力量。鬼子也发现，新的占领区毕竟与旧的占领区不同，于是让寇念祖出面，与投降了的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吴西塘联系，让他在新占领区网罗原国民党党员并动员他们加入维持会，维护日军的统治。自从投靠日伪政府一来，吴西塘可以说受尽了白眼，乍有机会便牢牢把握，死心塌地将登记的国民党员全部安置在维持会，与日伪实行全面合作，同时还秘密发展新的党员。
日伪军化游击区为占领区后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实行“报告员”制度。就是每村每天必须派一个人到邻近的据点或炮楼，“报告”本村所有事情，诸如八路军是否来过？武工队是否来过？谁家来了可疑之人？谁可能是抗日干部？谁家可能是堡垒户？谁家是抗属、军属？谁是党员、村干部、民兵？发现问题必须马上上报，哪怕亲娘老子快要断气也得上路；没有问题，也要按时报告，不能按时报告，轻则打骂，重则污为八路，砍头示众。如果一个村子有一天不报告，那么第二天，日伪军一定会到村子里报复，烧杀抢掠，祸害良善。因此，报告员不但要能说会道，还要头脑灵活，最重要的是要以钱粮做礼物不断“孝敬”给日伪军，否则，就只能是鼻青脸肿，浑身是伤，稍不留意还会断了性命。特别是伪军向鬼子告状一告一个准，被狼狗咬死、军刀砍死或者刺刀扎死那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鬼子恰好是“高丽棒子”，其被扭曲的心灵则更加，要么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暴晒，要么在数九寒天扒光衣物，捆在树桩上，在身上倒上凉水；还有为了取乐竟然把人捆成“老汉看瓜”式，直接从山顶上向下滚落，十成十的一命呜呼。故此，做“报告员”被视作危途。
日伪军化游击区为占领区后的第三项措施就是强化保甲制度。游击区因为靠近第三道封锁线，曾因断绝与“匪区”联系而“合村并落”，迁出的群众也大都就近安置，使本来就缺少土地的群众丧失了赖以活命的根本，这些人只能靠“佣工”度日，这也使得雇工的价钱大幅下降，原住民的生活亦大受影响。为了活命或养家，一些人受骗到外地做了劳工，在外地甚至异国他乡做了孤魂野鬼；也有一些人被迫为日伪办事，加入伪军或维持会。这些办事人员就成为保甲制度的监督者，尽管大多数人还恪守着“公门里面好修行”的古训，但以恶为善的“制度”总让人放出心底的恶魔，混天度日者有之，骗吃骗喝者亦有之，半推半就进而寡廉鲜耻者屡见不鲜，为虎作伥进而成为铁杆汉奸者也不在少数。在敌占区风行的一切丑恶也像瘟疫一样在游击区泛滥，如同戕害着人们的精神，而破坏最大的就是维系小农经济的传统的道德伦理。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敌占区的真实写照，始作俑者便是日寇。销毁民族烙印，消灭民族精神，消除民族记忆，是征服者同化的不二法宝。行为上的同流合污如同做强盗要献上“投名状”。思想上的统御则是“奴化教育”，读日文书、说日本话、行日本礼。作为被同化者，做顺民当奴隶有时候是被内心允许的，但做毫无血性的奴隶是很难接受的，做不要祖宗的奴隶却是万万不能的！在这点上，聚族而居的传统是坚固的篱笆，家族的选择是坚定而固执的，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会前赴后继，毫不动摇。只有四十余口的南洼石姓演绎的正是这样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