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们是英勇善战的军队，我们是勇往直前的铁军，我们要为民族求解放，为祖国争生存，誓以头颅换回己失去的锦绣河山，誓以鲜血粉碎万恶的汉奸敌人。
王致虞、高佐率领战士们到敌占区游击却处处不顺。袭击第三道据点和炮楼，鬼子和伪军拒不出战，而周边据点和炮楼的日伪军迅速包围而来，于是只得撤围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到了第二道封锁线，日伪军以逸待劳，仍不出战，还在据点和炮楼上嘲笑“土八路，有本事飞上来”；此时驻守鹁鸽村的日伪特务队派出以郜德成为队长的后队80人组成手枪队，日夜在王致虞的身后缀着；王致虞下令到县城去，日伪军紧闭城门，连枪也懒得放，让人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不，是打在空气上，无处着力。让人憋气的是，过去提供食宿、情报便利的干部群众因鬼子清乡也很难找到；更为气恼的是王致虞队伍所到之处，锣鼓大作，鞭炮齐鸣，行踪再也难以隐匿；而行动路线往往被日伪军提前得知，多次受到伏击，其中一次联庄会打了一次伏击，连智勇双全的高佐也负了轻伤。唯一聊以的是，俘获了即将上任的怀远县的伪县长。
原来，怀远县的伪县长已经多次换人，像的向义成就曾经被委任过，可惜没有上任就被胡平鸣杀掉了。这一次，怀远县伪县长职位再次出缺，被石邑县伪县长寇念祖听说了，便极力向鬼子大队长山木推荐，让他的一担挑“孟孝纯”担任，石邑县是“中日亲善模范县”，孟孝纯最不缺的就是不义之财，山木大队长最喜欢的做提掖人的“伯乐”，所以孟孝纯就在中秋祭完祖宗以后，又在城里欢宴了十天以后，套着三挂马车喜气洋洋地南下怀远，实现他光宗耀祖的梦想。不想出城不到十五里，走到杨家湾村西被过境游击的冀南九支队打了埋伏，听到枪声的王致虞带队赶来，两支部队会合后，为避免两县日伪军合围，决定马上返回根据地。
与孟孝纯同时被俘的伪军一个班，被下了枪经教育以后放回，孟孝纯连同准备孝敬怀远县鬼子的十万并带回根据地。此时，合击长沟的日伪军已经渐次撤离。在审问期间，孟孝纯坚持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且罗列了营救抗日军民的事迹，还提出让帅永明、白大户、古拔贡作证，而对于杀害朱老八、残害群众、鱼肉乡里的事实则推诿给了寇念祖。帅永明、白大户、古拔贡愿意做保，孟孝纯也愿意再拿十万支持抗日，并表示愿意为抗日县政府服务以赎前愆。上报给太行专署以后，专署领导认为“不杀比杀更能够体现政策”，还委任孟孝纯担任了“专署参议”。临去专署之前，孟孝纯写了《致石邑、怀远两县各界的公开信》：仓促附逆，中心不安，一旦幡然醒悟，必以微躯报国，成败利钝，非复敢言，为驱除倭寇，愿肝脑涂地。附逆诸同仁，中夜当思，莫让祖宗蒙羞，不管何时一旦来归，必担酒出迎。而过往作恶，亦一笔勾销。然后将孟孝纯送往了专署。王致虞让人代为誊抄加盖孟孝纯手章后广为散发，伪军汉奸人心浮动。鬼子则恼羞成怒，准备将其家人治罪，多亏了寇念祖一力担保，又让宋大小姐准备了五十万的孝敬，一场风波才算了事。宋大小姐也是一个会来事的主，索性将孟孝纯名下的所有店铺全部交给了自家的妹夫兼恩人。
由于太行各根据地连续遭到日伪军的“扫荡”，冀南二支队也就留在石邑县就地抗日。这支队伍原是东北军旧部，后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一二九师派去二十多位老红军担任政治指导员，将其改做成了共产党的部队。冀南“429”大扫荡之后，和其他八路军部队一样遭受了重创，在平原地区难以坚持，在主官相继牺牲、人员不足百人后，由参谋长程有才带领突围来到了石邑县。这支队伍，虽是“客军”，却在王致虞等根据地领导的协助下，为石邑县的抗日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程有才，江西人，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连长；挺进敌后受组织选派担任在冀南二支队连长，攻打魏县县城时，因身先士卒，率队最先攻上城墙，对取得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火线上被提升为二大队一营营长，后积功升任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到达石邑县后，与县长王致虞惺惺相惜，地方党和军队党关系融洽，地方军与正规军配合默契，携手打了很多胜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短暂的休整之后，王致虞通过在敌占区的情报员查明了上次在敌占区立足未稳的原因：日本宪兵队、特务后队和联庄会利用各村地痞设置了“锣鼓队队”和“肉电杆”,武工队每到一地,每进一村,“锣鼓队”就鸣锣敲鼓赶到县独立营前面,而“肉电杆”则一村一传,将独立营所在的位置通报给日军和特务队。如何摧毁“锣鼓队”和“肉电杆”组织?王致虞和程有才商议后，让独立营和二支队混编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占区各区各村张贴贴标语,发放传单,召开小型群众会议,告诉村民:“抗日县政府要和群众一起对付日本鬼子!”而日本宪兵队立马出了一个对策，通过维持会向群众发出威胁:“谁家墙上有八路军的传单、标语,烧谁家的房子。”还疯狂叫嚣：“谁参加抗日县政府召开的会,听八路军宣传,一次割耳,二次断腿,三次杀头，四次杀全家。”王致虞得知后,指示武装工作队:标语,不要贴老百姓的屋墙上,专门贴伪政府机关的屋墙上、‘皇军’的布告栏里、汉奸家的墙上,以及庙墙上、大树上!”就这样石邑县各路武装工作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粉碎了日军割裂抗日县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阴谋。再加上重点打击“锣鼓队”和“肉电杆”,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王致虞还派人在敌占区加强对伪军和伪组织改造工作，对一般伪军采用政策攻心方法，通过其亲属或社会关系进行“身在曹营心在汉”教育；对有些伪军抓获后进行教育再放回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尽量建立内线关系，让伪军提供情报或促使伪军头目率部反正。在敌后实行革命“两面政权”政策，即乡村政权表面上是敌人的伪保长、“报告员”，实际都为抗日政府所掌握，日伪要粮要款，和“报告员”向炮楼报告的内容，都事前和抗日政府商量好，研究支应措施，或报告假情况并尽可能“以假换真”，把真实情报弄到手。抗日政府还设法调整维持会人员，使其为抗日斗争服务，保证了敌后工作的顺利开展。
当然，要想取得斗争的主动权，还要以武装斗争即消灭日伪军有生力量，壮大抗战力量为主。为此，王致虞和程有才多次亲自带队到敌占区发展生根武装，即重建区小队和民兵小组，到了年底时在石邑县与皇寺县和鄗县三县交界处的“九县垴”开辟了敌后山地游击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格子网斗争。这两块根据地相互支持，使抗日军民度过了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