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头。。。
给我整不会了。
码不出来。
下面是一篇文笔不错的短篇的开头。
出自《在东京成为令和茶圣》的作者野亮。
已经过作者允许，停放时间不超过24小时。
换言之，我二十小时之内给你们码出来下一章。
可能这波会掉订阅。
但是问题不大，我得调整一下状态，我得尝试一下什么样的叫做合适。
尝试中失败是难免的。
我想尝试，就得萌承担住后果。
王利国的单位离他家直线距离不超过800米，步行回家用不了10分钟。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图方便，随时能回家，结果现在五点半下班，往往也要六点多才到家。不是因为单位加班多。他家楼下有个院子，物业不爱打理，疯长到快一人高灌木绿化带里，有红色和蓝色的健身器材，油漆剥落的地方爬上锈迹。以前这里是一块沙地，如今凋敝许久了，地上已没有沙只有泥。夏天里黄的是屎、绿的是草，冬天则黄色的是草、绿的是屎，除了狗只有他来。下班后他就坐在那台蹲力器上，点上几根烟，等到妻子催的时候再慢吞吞起身上楼。他点的烟是3块钱1包的大丰收，本地牌子，燥得很，抽多了头还容易疼，所以怎么抽都不心疼。他就把烟夹在手里，让它静静地燃着，在烟雾缭绕中，思考一些荒诞的事情，这样3根烟就能坐很久。抽完的烟屁股往旁边锈蚀的铁柱上一戳，就吸上去了，长此以往，这根柱子变得像条剑龙，背上长满密密麻麻的烟屁股。
最后妻子总是会打电话过来：你怎么还没回来？又加班？天天加班？要不我跟你领导反映反映，叫他不要趁着下班安排事情？够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菜都凉了……他就慢慢起身，朝家里走去。有时候妻子没有打电话过来，他反而因为贪图一时清静，更加不想回去。
结婚3年，他们没有孩子。他不想要孩子，但是她喜欢。对别人家的孩子，有时候她会看着欢喜很久。他们的分歧不止这一件，包括吃不吃香菜，上厕所后马桶盖怎么放，衣柜多久整理一次。这些事情多起来后，生活开始变得乏味。
吃完饭后，他会坐在床上看书。福克纳、马尔克斯、加缪，以及一切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或者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妻子在一旁叠衣服，把它们放在他脚边，然后说：
“我真的好累。每天开火，做饭，还要洗衣服，每天还要去店里，我真的很累。”
他的手指凝固在书页上，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你可以把店里的工作辞了，钱不多，还累人。”
过了很久他才说出这句话。实际上他已经说过无数次这句了，刚才那句话他的妻子也无数次对他说了，连接下来她会怎么回答，他都心知肚明，那就是：
“我不去上班哪有那么多钱啊？”
工资每个月3000多，加上妻子不稳定的收入，在这个小城市过得下去，但在妻子的计划里，他们明年会有一个孩子。有了这个孩子后，他们会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支出。
比如说“生孩子那几个月不能再去店里了，这就少赚好几千”，接着就是“生孩子疼，我想剖腹产，剖腹产又贵，产后还要护理，也是一大笔钱”，再然后“我可不想你妈来照顾我坐月子，会得产后抑郁，去月子会所，那也是好几万……”“还有孩子的奶粉钱，衣服，鞋子，纸尿裤……”“我要是去上班，就得老人帮忙带，也得给点儿吧？总不能白让他们带……”“大点儿了还要上幼儿园，没准还会生病……”“过年得给老师红包吧？得上辅导班吧？我想让他学钢琴……”总之这个不存在的孩子还没有来到世界上，就已经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妻子构思这个孩子已经很久了，久到这个孩子的容貌，五官哪里像谁，都已明确。无数个日月里妻子和他讲述这个孩子是怎样的一个生物，如果有人问你们的孩子长啥样？夫妻俩都能把这个孩子画给他看。这个孩子是如此的具有实在感，以至于他觉得，如果不让他出生，近似于一种谋杀。
“你老是回家就躺着，也不帮我分担点，就你那些工资哪够啊？”
妻子还在絮絮叨叨，讲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她越是这样，他就越累，越想躺着。
他想说：“我在写小说，能赚不少稿费。”但是他没有说，因为这句话也已经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重复过很多遍。他甚至知道他这样说过后，妻子会把两手一摊，然后问：“那稿费呢？”这笔稿费就跟那个孩子一样，都是不存在的，是虚构的产物，他自然什么也拿不出来。
作为一个作家，在想象力这方面他反而不及妻子。他无法告诉妻子，这是怎样一笔稿费：它会被小心地装在一个白色信封里，掂在手里有种令人舒服的厚实感，骑着自行车的邮差把它送来，用裁纸刀割开信封后，一张蓝色的小票掉出来，上面用蓝色的黑体字写着“稿费收据”；或者在接到一个电话后，他骑着电动车驶过那条铺满樟叶的小路，来到银行，他把银行卡塞到机器里，用颤抖的手输入密码，输错了两次，第三次成功了，他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莫名地变多了一些，多出来的这些就是那笔稿费；或者是在某个清晨，他的手机响起“叮”的一声，消息框上用独特的字体写着“你有一笔款项入账”，打开软件后，他兴奋地看到一个官方模样的付款方名称，后面跟着一大串未知意义的数字，在最上方有着醒目的数字。这三种方式都有可能。也有可能还有第四种方式。但是他不能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稿费，在对妻子叙述这件事时，不够斩钉截铁，反而让妻子加深了怀疑。
在最早的时候，写作本身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不知不觉间，最要紧的事变成了赶紧入账一笔稿费，以向妻子证明自己的能力。他特地去搜索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600多万人民币，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稿费。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每年都要颁发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每年一次，那么，如果他活到80岁，那就还有50多次机会去获得它。这是怎样激荡的50次机会啊，不管是写下来还是拍成电影，都会成为一部史诗。
他开始全方位攻读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然后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他读福克纳的时候，文风就像福克纳，场景不断切换，人物的视点游移，每个人都仿佛精神病一般呓语，不知所云；读加缪的时候，写的东西又像加缪，笔下每个人都成为了孤独的、冰冷的城堡；读马尔克斯的时候，他又如同置身南美，纸张和墨水间升腾起南半球雨林间才有的热气。他觉得他以灵魂触碰到这些闪闪发光的伟大灵魂，诺贝尔文学奖不再是镜花水月。
不过在他拿到那600万之前，他需要更快速的方法去证明自己。那就是给杂志投稿。在尝试了五六次后，寄去的小说杳如黄鹤，没有半分音信，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兴奋变成了惶恐，最后丧失了自信，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写作的料。王利国的办公桌正对着门，这个位置是他特地挑的，这样他就可以在有人造访时，第一时间把正在写的小说文档隐藏起来，并打开一个网页假装看新闻。他的工作不多，有电话的时候接电话，没电话的时候就写小说，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事情做。单位里没人知道他在写小说，他很早不知从哪里读到过一句话：不要告诉别人你的理想，不要给人嘲笑你的机会。在他们这里，努力本身是一件可笑的事，特别是在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
但这种谨慎也有代价。他已经一年没有在外面吃饭了。他们中年人，娱乐就是吃饭喝酒。在觥筹交错、唇枪舌剑之间，他的同事们总是能获得某种成就感，他并不能理解。一开始别人请他去，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后来别人就不叫他了。多年来，有些人神奇的解决了编制问题，有人承包到了连锁快餐店，这些跟酒桌上那些话不无关系。他知道，很多机会在这些拒绝中擦肩而过了。但他不在乎，至少他还有50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他本来也不爱说话。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把刀，让他加入庸常的生活对话，就好像把刀放在豆腐上，刀身穿过豆腐时，豆腐连呻吟都来不及发出。在他写作时，同事们经常溜达过来，在他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提着裤腰带，大声谈论股票、猪肉、发工资的日子，还有前天在药监局顶层跳楼的女人。这些事情近得不至于产生诗意，远得也不足以让人产生切身感，这令他不舒服。在写作之外努力思考接茬的方式，就好像为了一件并不重要的商品，特地跑去1公里外的商店。可疑的是他的同事总是知道这样的事情，他怀疑他们是某种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负责把这些轶闻传播到社会的最末端，频繁且高效。
他其实明白，只需要适时地抛出自己的观点，尽量浅显晓畅、流于表面，还可以加上一些语气词，去疑问，去反问，跟着他们的话题走，日常交流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但他总是会说出一些总结性的话，让话题戛然而止，没有人可以顺着他的话继续往下说，如果有，那也十有八九是因为没听懂。但他就是控制不住去说这些话，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想到了而刻意不去说，会让他恶心。他觉得自己是把刀，不需要任何厨子或者屠夫，仅仅依靠自身的重量，就可以把豆腐切开，他的人际关系也如此这般被切开了。其实他可以和缓一些，不把锋利露出来，可是那就不是刀子了。他想。刀子存在的意义就是切割，不管是切割什么。
妻子的手被菜刀割破了。
挂了电话，王利国扔掉烟头赶回家，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自己包扎好了手，摆好了碗筷等他吃饭，没吃几口，眼泪就流了下来。
“今天身体不舒服，没去店里帮忙，想休息一下，一天哪里都没去，就在家做卫生，越做事越多，越做越多，上个月买回来那个柚子，叫你先放在桌上，你就真的只放在桌上，都烂掉了，你也从来不收，是不是如果我不做，那个柚子就一辈子都在那儿？我好累啊，我每天打两份工，还要做家务，手指割伤了，家里就我一个人，谁也指望不上，别的事你也指望不上，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生活……要是我没跟你结婚，是不是就不会过这样的生活了？”
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妻子，她就是一直哭。所有温暖的话，在他们结婚的前3年，都已经全部说完了。辩解的话也没有说的必要。妻子说的是事实，但仅仅是站在她角度上感性的真实，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事情未必是这样。但每当他想到一个反驳的理由，她总能想到三个，他从来说不过她。他很想让她换位思考一下，但每次这样尝试，总能激起她更多怨言，最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要是懂得换位思考，那就不是女人了。
他大学时曾经是校辩论队的队长，他曾以为说服力的根源是口才，后来认为是思想。思想曾助他在辩论席上无往不利，但后来他发现都不对，他意识到思想和精神是有极限的，这极限远比物质的极限要低得多，在思想可以触及的地方，物质早已在那里插旗占地。最后，他给妻子转账了5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