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去找元龙，要他再调八千两白银给你，去下邳买点粮草回来。”
回到府衙，得知曹豹又派人打了几千两白银的秋风，诸葛圭气得全身发抖，这三年以来，诸葛均有意引导自己的父亲，常常与父亲深谈，开始诸葛圭不以为然，后来渐渐吃惊，再后来渐渐信服，知道诸葛家日后辉煌腾达不是因为有智领天下的妖孽二儿子，而是这个藏拙的怪胎三儿子诸葛均。
与三儿子谈话后，诸葛圭对这个汉朝巳经失望，他开始集蓄力量，用以保护自己，保护家庭，保护自己的子民。在汉代，大部分儒生把升官当做发财的桥梁，正应了那句古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刚开始诸葛圭也是这样想的，但当他真正做了官，这种想法却在他脑海中彻底消失。受祖先诸葛丰的影响，他立下了“做官不为财，而为天下百姓”的誓言。
做官之人皆知为官清廉便是做官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点。纵观历史，清官屈指可数，但诸葛圭却是一位难得的清官。在他为县令之后，他父亲曾对诣葛圭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当了县令，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他与郑玄是好朋友，当上县令以后，他与郑玄通信说：“我从二十六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诸葛圭的这一番话并非虚言，也非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他的确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且做官十三年中，从未破例一次。汉未贪污成风，朝中大臣几乎人人贪污。而身为史部员外郎的诸葛圭却身处淤泥而不染，两袖清风，言出必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得以重用。
黃巾起义前，汉廷已不再富足，所以薪俸都不高，人口多的家庭还填不饱肚子。为了生计，许多大臣都随贪污之风，特别是地方的封疆大吏，由于远离天子，更是无所顾忌，聚敛成性。当时的皇帝也知道官员贪污，但却静观其变，当这些官员成为巨蠹时，他马上来个出其不意，抄家问斩。人们称之为“宰羊”。这种“宰羊”的举措对小胆的官吏多少有些影响，但对那些大胆的官吏丝毫不起作用。因为贪污的数额之大，时间之久，所以难以收手。
实际上，许多人都想象不出诸葛圭的生活是多么清苦。在诸葛圭进洛阳的第二年，此时的诸葛圭虽为史部的下级官吏，但生活却苦不堪言。那时，诸葛圭的俸禄极少，勉强够糊口，但是他还要寄些银两给家里，所以只能东借西凑，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因为年底有个旧例，外官例寄孝敬，就是地方官孝敬京官，这样好歹可以过个丰年。可是那一年，却让诸葛圭很失望。由于当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所以当地的官府也没有给诸葛圭孝敬的。无奈之下，诸葛圭向别人借些银两过年。
直到升官后，诸葛圭的生活才比以前好一点。但是对于他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他要偿还家里供他读书欠下的外债，还要养活家里的父母子女及诸葛玄一家人，他当官比自己兄长诸葛玄要早几年，但他起起落落太多，以致后来他的官位低于兄长。
诸葛圭看到曹豹隔三差五的便派人来打秋风，他也觉得没有办法，看来三儿说得对，自己的势力还是太小，看来这徐州的刺史之位要提前考虑了。
从府衙走出，诸葛圭去了后院，上了那个三层的亭子，张眼望去，只见外面人烟稠密，人们有的在茶馆休息，有的在看相算命，有的在饭铺进餐。远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诸葛圭知道这些货物有八成是诸葛家的。
诸葛圭看着看着，突然心里引出一股冲天豪气。
诸葛均自是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巳有问鼎徐州剌史之心，现在的他正走在泰山群山中。
徐州地处古淮河的支流沂、沭、泗诸水的下游，以黄河故道为分水岭，形成北部的沂、沭、泗水系和南部的濉、安河水系。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湖沼、水库星罗棋布，废黄河斜穿东西，京杭大运河横贯南北，东有沂。
诸葛均所在的泰山山脉有一条河，诸葛均也不知道叫什么河，不过，河水水量很足，流速很快，于是诸葛均充分利用水力，做了一些简易的机床，用以打造一些兵器。
在这河边，有一座巨大的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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